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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与美司法部“合谋”达成“认罚免罪”,空难责任人皆逃过追责

发布日期:2024-07-11 20:32    点击次数:153

据美国司法部内部人士新近透露,波音公司已经正式接受了美国司法部此前提出的一份认罪协议,承认该公司在2018年和2019年发生的两起致命空难中“密谋欺诈美国联邦航空局”,并公开确认与美国司法部就认罪协议的条款达成了一致。

这两起致命空难分别是指发生在2018年10月的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2019年3月的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总计造成346人丧生,而失事飞机均为波音737 MAX 8型客机。在埃航波音737 MAX 8空难发生后,中国民航局最先宣布,停飞中国航司所有96架同型号飞机,之后带动起了全世界的航空公司的737 MAX飞机停飞潮。

印尼狮航空难,2018年

印尼狮航空难,2018年

埃航空难,2019年

关于此话题,我给大家推荐《司马平邦说》之前推送两篇文章,《波音飞机:漏洞正变成黑洞》和《波音会成为“协和第二”吗?》,里面尤其对737 MAX飞机曾经无比超烂的电子飞控系统,即“机动特性增强系统”造成两起大空难的原因进行了细致分析,可供大家参考。

根据波音公司现在与美国司法部达成的这份其实可以解释为“认罚免罪”(亦称“甜心认罪”)的协议,波音将支付总额为4.872亿美元的罚款,其中约一半金额需立即支付,当然这些罚款都将支付给美国司法部。

此外,波音公司还很可能被要求----注意,关于此事的新闻里确实是说“很可能被要求”向遇难者家属再行支付赔偿,具体金额将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酌情决定。而这一认罪协议并不仅涉及罚款,还规定波音公司需在未来3年内投资至少要4.55亿美元用于加强其安全和合规行为,并接受一家独立监督机构为期3年的审计。

分析人士指出,波音公司此次认罪将使其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面临更沉重的经济压力和更严格的政府监管。此举无疑也将对其后续获取政府合同的机会产生负面影响。

自2018年起,波音就陷入了长达数年的法律困境,2021年1月,美国司法部对波音公司提起刑事诉讼,并与其达成为期3年的暂缓起诉协议。波音公司同意支付超过25亿美元的罚款和赔偿,并承诺充分合作,按要求实施合规和改进计划。然而,就在暂缓起诉协议到期前两天的2024年1月5日,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型客机在飞行途中发生“门塞(内嵌式应急门)”脱落事件,虽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再次暴露了波音公司在质量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一事件也促使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局介入调查,并引发了司法部对波音公司是否违反暂缓起诉协议的进一步调查。

今年5月,美国司法部表示,由于可能违反2021年1月的协议,它正在考虑再次对波音公司提起刑事指控。波音公司在自己的法庭文件中辩称,它没有违反协议,应该免于起诉。而波音在7月7日晚上的认罪,是在司法部设定的午夜最后期限之前进行的,实质性上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据《纽约时报》,对于美国司法部现在的提议,两起大型空难的遇难者家属表示难以接受,代表数十名遇难者家属的律师保罗· 卡塞尔(Paul G. Cassell)表示,他和家属们都认为这项协议“太离谱”,远远没有达到他们的诉求。卡塞尔对彭博社也表示,美国司法部的提议是“甜心认罪协议”“该协议不会以任何方式承认波音的罪行导致了346人丧生。受害者家属将强烈反对这项认罪协议。”

《司马平邦说》认为,终止于美国司法部针对波音公司的这次“认罚免罪”(“甜心认罪”)的协议,其要义,正是被美国司法部和被资本绑架的媒体们所讳言的,波音只要再行支付总额为4.872亿美元的罚款和4.55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加强其产品的安全和合规,就可以免过上述两起造成了346人丧生的大空难,与之相关的波音公司的老板、高管和重要岗位的技术人员将不再被追究任何的刑事责任,而造成这两起空难的原因,其实正来源于波音737 MAX飞机电子飞控系统“机动特性增强系统”存在着天然技术缺陷,造成飞行员操作失误,无法控制飞机,酿成大祸。

然而,其实这种“认罚免罪”(“甜心认罪”)的法律逻辑,其实在美国法律界早就成为通例,已经获得法理上的正当性。

比如,我们可以再举另一个例子,据路透社于当地时间6月27日的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当天以6票对3票的裁决结果,推翻了下级法院对前印第安纳州波蒂奇市市长詹姆斯·斯奈德(James Snyder)的一项腐败定罪,2013年,在斯奈德担任市长期间,波蒂奇市与当地卡车公司Great Lakes Peterbilt签订了两份合同,购买了5辆垃圾车,总价约110万美元,次年,当斯奈德还在市场任职时,该卡车公司向其支付了1.3万美元。

有联邦检察官指控斯奈德腐败地索取与政府合同有关的款项,经陪审团在判定他有罪后,法官判处其一年零九个月的监禁。但斯奈德辩称,所谓“联邦犯罪”涉及的是“贿赂”,并不包括“酬金”,并随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为此撰写的裁决书中,美国最高法院区分了“贿赂”和“酬金”,“本案的问题是,(联邦法律)是否也将州和地方官员接受礼金——例如礼品卡、午餐、牌匾、书籍、相框照片或类似的东西,作为公务行为后表示感谢的象征,定为犯罪。答案是否定的。”

卡瓦诺代表大多数大法官写道:印第安纳州西北部的波蒂奇市,显然允许当地公职人员获得外部酬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合影(美国最高法院网站)

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多数保守派大法官认为,有关法律是“贿赂法,而不是酬金法”。但是,在自由派大法官杰克逊所撰写的反对意见书中,最高法院少数的自由派大法官对该裁决可能会破坏打击公共腐败的努力感到担忧。

但是,詹姆斯·斯奈德案的最高裁决无疑将成为今后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官员相关案件的判例,事后酬金不算贿赂,将为美国官员的“合理腐败”再打开一扇法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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